9月29日，一場遍及印度全國的大罷工造成了交通混亂、政府機構和國有銀行關張的嚴重局面。在班加羅爾，光著腳丫的孩子們從停運的出租車旁走過。
33歲的拉杰什·拉奧居住在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這是一個代表了印度經濟變革繁榮典型的城市，有“印度硅谷”的美譽。
拉奧的計算機游戲公司就建在這里，分享著印度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好處。
就像許多以班加羅爾為基地的商人一樣，拉奧所有的客戶都在印度以外的地方，他每年都需要數次乘坐飛機前往美國。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要做到這一點，你只需要向旅行社打幾個電話就可以了。但是，一名正在拓展自己商業(yè)版圖的印度企業(yè)家可能面臨特殊的問題———“假如我想乘坐明天、或者是本周晚些時候的航班前往美國舊金山，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拉奧說。在班加羅爾運力不足的機場里，僅有的幾個國際航班早在數月前就被預定滿員，而曾經計劃中的現(xiàn)代化新機場，現(xiàn)在還遲遲沒有修建起來。
青年企業(yè)家拉杰什·拉奧的故事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例子。當印度經濟改革進行到第14個年頭的時候，像拉奧一樣的商人擁有巨大的新機遇，但是也不得不面對幾乎同樣巨大的障礙。雖然多年的改革讓印度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不過正如英國《金融時報》作者、曾擔任印度儲備銀行行長的比巴爾·賈蘭在今年7月中旬發(fā)表的文章里所說的那樣：“印度經濟改革出現(xiàn)了兩個明顯的事實。
首先，一旦改革政策到位，就不會被推翻……其次，改革進展不一———在某些領域，改革一直很成功；但在另一些領域，進展極小或根本沒有“。
經濟改革初見成效
在印度經濟史上，1991年是特殊的一年。這一年，印度爆發(fā)了國際收支危機，政府財政赤字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8.5%，外匯儲備僅有10億美元，只夠維持三個星期的進口支付。當時剛上臺不久的拉奧政府不得不用黃金作抵押，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換回了28億美元的緊急貸款。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下，這次危機也終于促使拉奧為首的國大黨政府痛下決心，進行經濟改革。當年的拉奧政府提出，印度經濟需要走上更加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道路，其兩項核心的改革政策就是私有產業(yè)的放開以及對國有企業(yè)的改革來拉動經濟增長，推進社會福利改革。
在時任財政部長、現(xiàn)在已經是印度總理的曼莫汗·辛格主導下，印度政府開始全力推行舉世矚目的以“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和私有化”為特色的、被稱之為“四化”的新經濟政策。
事實上，早在印度獨立的最初階段，印度政府就開始了針對饑餓和貧窮的長期斗爭。200年的殖民統(tǒng)治導致這個國家沒有能力滿足自己人民的基本需要，為了改變這種情況，當時的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種“國家主導市潮的政策，傾向于國家干預經濟和高度保護重要國內產業(yè)的經濟政策。這種“進口替代”模式在執(zhí)行過程中導致了經濟發(fā)展的緩慢和不均衡。
因此，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印度政府就開始逐步為經濟引入開放的市場因素。1984年到1989年，拉吉夫·甘地擔任印度總理期間，他領導的國大黨政府就開始了經濟自由化的初步探索。拉·甘地的嘗試雖然提高了經濟增長率，卻同時帶來通貨膨脹、財政赤字擴大和外匯短缺等問題，這為90年代初的政治經濟危機埋下了病根。這些危機最終引發(fā)了人們對上世紀80年代印度發(fā)展戰(zhàn)略的爭論和反思，并在集中爆發(fā)后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大刀闊斧地修整經濟政策。
這些改革措施的最終結果是顯著的，印度政府將最高關稅率從1991年的400%降到了1998年40%，并一直保持到現(xiàn)在，而平均關稅率則從1991年的60%降到了25%以下。此外，印度政府大幅度減少了對企業(yè)的干涉，并對外國直接投資表現(xiàn)出了更為積極的態(tài)度。
自1996年拉奧政府下臺以后，歷屆印度政府都延續(xù)了經濟改革的政策。從1991年以來，印度經濟以平均每年5.9%的速度增長，2004年第一季度，印度經濟增長達到了有史以來最快的10.4%，而進口和出口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率從1991年的17.2%增加到了2004年的30.5%.曾經將許多外國商品拒于印度大門之外的進口許可限制，也在2001年完全廢除。
改革也極大刺激了投資，從1981年到1990年，外國直接投資平均每年增加1.3億美元。而在1991年改革后到1995年，外國直接投資平均每年增長8億美元。從1996年開始，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幅度越來越大，達到平均每年增長29億美元。
亞洲發(fā)展銀行2005年的報告認為，印度經濟的中期前景是趨于上升的。該機構預期，印度經濟在未來2年后，年平均增長水平可能達到7.4%左右。
但是，上升的經濟大潮似乎沒有能托起所有的船。
新政策再遭民眾冷遇
2005年9月29日，14年前開啟印度經濟改革之路的曼莫漢·辛格已經擔任這個國家的總理一年多了，這一天，他面臨來自鐵路、能源及金融等行業(yè)將近4000萬人抗議經濟改革的大罷工。
在新德里機場，一位名叫曼杰特·辛格·普里的機場員工說，他過去20年一直在這里工作，對于政府提出的私有化方案非常反對。普里說：“如果他們想建一個更好的機場，為什么我們就不能做呢？這個機場不已經是世界級的嗎？”這已經是辛格2004年5月當選總理以來出現(xiàn)的第二次全國性大罷工了，其目的在于抗議辛格自當選以來就開始推行的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增加對電信業(yè)海外投資的限制，海外投資的比例從74%下調為49%，航空業(yè)從49%下調為40%，并計劃放松對保險業(yè)和銀行業(yè)的投資限制，第一次允許零售業(yè)在海外投資等。
法新社的報道稱，由印度勞工組織發(fā)起的本次全國性大罷工活動，意在迫使印度政府改變其現(xiàn)行的經濟政策。一名罷工組織者說：“這都是些不必要的私有化，對印度航空業(y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并沒有好處�！边@并不是印度經濟改革第一次在民眾中遭受冷遇。早在14年前，印度決定進行經濟改革開始，這些政策就一直是各方爭執(zhí)的焦點所在，而多數公眾對于改革一直缺乏熱情，最終導致1996年拉奧政府由于私有化政策遭到反對而下臺。
到了瓦杰帕伊執(zhí)政期間，經濟快速發(fā)展，外交碩果累累。2003年，孟買股票交易增長了73%，由于印度總產值23億美元的外包工業(yè)所提供的收入較高的工作機會，成千上萬的印度人成為了中產階級。
2004年初，瓦杰帕伊政府的財政部長賈斯萬特·辛格甚至志得意滿地夸口說：“在印度存在著一種嶄新的自信感。印度的經濟正在快速向著一個臨界點發(fā)展，一旦達到這個臨界點，印度的經濟將極大繁榮”。在這種樂觀情緒的鼓舞下，2004年4月，瓦杰帕伊領導的人民黨政府決定提前五個月舉行大選，并將競選活動的焦點集中在印度經濟的強勁表現(xiàn)上，當時人民黨的競選廣告甚至提出了“印度光芒萬丈”的口號：“你不曾有更好的機會光芒萬丈”。但是，選民們卻用選票把經濟成績斐然的瓦杰帕伊的人民黨政府趕下了臺。
可以把這簡單理解成為民眾對改革的反對嗎？印度的情況似乎比這復雜得多。
改革缺乏政治共識
從某種程度上說，從1991年被迫開始的經濟自由化計劃開始，印度經濟改革的主張就是在沒有政治共識的條件下由少數派政府推出的。就像印度學者迪潘克·納亞爾指出的那樣，關于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共識，只存在于一部分大工業(yè)家、中小業(yè)主和知識界，“即富人、文化人和有權有勢的人當中”，“但并沒有為窮人、無聲無息的人們所接受”。
而無論是最先倡導改革的拉奧政府，還是其后繼承了經濟改革路線的其他歷任印度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都沒有逃脫短期目標的束縛。一方面，政府的經濟政策關注收支平衡、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等政府經濟問題和提高工業(yè)化效率的問題，并在這些方面取得成就，另一方面，大多數普通國民的就業(yè)、教育、貧困等切身問題，卻沒有得到政府的足夠關注。
在印度，每天生活開支不到1美元的貧困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
雖然印度貧困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在過去10多年里一直在下降，15年來，印度城市貧困人口比率從39%下降到24%，農村貧困人口比率從39%下降到26%，但是由于人口增長，貧困人口的絕對總數仍然沒有太大變化。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