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的重慶開縣川東北氣礦特大井噴事故，到最近的江蘇鐵本鋼鐵公司違規(guī)建設鋼鐵項目案，一批負有責任的官員或引咎辭職，或被責令辭職，紛紛丟掉了“烏紗帽”。如此嚴格的責任追究力度為官員們敲響了警鐘，讓公眾為之振奮。而且，隨著《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guī)定》的實施，今后在一些重大的事故和事件發(fā)生后，負有
領導責任的官員將不能以糾正、檢討等方式輕易過關，他們的職位可能將因此不保。
不過也要看到，辭職只是對行政責任的追究，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官員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工作職責，官僚主義、馬虎草率，給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chǎn)造成了重大損失，所以，此時這些官員不但應該承擔行政責任，更應該承擔法律責任。
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廳長陳連福昨日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引咎辭職和黨紀處分并不影響檢察機關對官員刑事責任的追究，即使官員受到了黨紀政紀處分，檢察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如果發(fā)現(xiàn)官員構成職務犯罪，照樣要追究其刑事責任。
最高檢察機關作出這樣的表態(tài)是有針對性的。在過去，按照規(guī)定，很多責任事故和事件的調查黨政有關部門有權先行介入，如果通過調查認為有關官員涉嫌玩忽職守或徇私舞弊，將提請檢察機關介入立案偵查。但在不少時候，不少地方，一些地方黨政機關出于淡化事件影響的考慮，對責任官員有所偏袒，只注重于追究責任官員的行政責任，回避追究官員的法律責任。比如，曾經(jīng)給阜陽造成數(shù)億損失的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是因為經(jīng)濟犯罪而被判死刑的，他的“惡意瀆職”并沒有得到法律上的追究。
正如最高檢瀆職侵權檢察廳廳長陳連福所說，職務犯罪偵查難度較大，查處的過程和時間較長，必須要把責任關系搞清楚后，才能確定是否符合職務犯罪。是的，由于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對于玩忽職守罪的界定比較籠統(tǒng)，司法實踐中，查處政府失職和行政不作為造成嚴重事故和惡劣事件的案例也較少，這些都給追究辭職官員法律責任帶來操作上的不便。
所以，為了防止出現(xiàn)行政責任追究替代法律追究的現(xiàn)象，有必要在制度上進行改革和完善。如建立檢察機關與政府監(jiān)察機構、紀檢部門的工作協(xié)調機制，在一些事故和事件的調查中，讓檢察機關同時參與調查，盡量避免責任追究案源的流失；對玩忽職守罪進行最新的司法解釋，擴大玩忽職守罪的內涵，明晰玩忽職守罪與一般行政失職的界線，讓一些典型或重大的政府失職和行政不作為成為法律打擊的對象。如這次安徽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以及江蘇、安徽出現(xiàn)的“癌癥村”現(xiàn)象，都與有關官員和政府部門在食品安全與環(huán)境保護工作中的失職行為有關，這些官員是否該負法律責任，法律無疑應該有個說法。本報評論員于平（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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